详细介绍：
关于冠状病毒的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是，中国通过关闭工厂来控制病毒的努力将影响区域和全球的供应链。
2003年非典爆发时，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仅为8%，到2018年已达到19%。随着地位的上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
《转型之中的供应链》系列报告中，我们向世界展示：为了更多的出口，而进口更多的中国生产的中间产品，这样的“路径”导致我们增加了对中国的依赖。与此同时，中国设法减少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中间产品，除了关键要素如大宗商品和高科技产品之外，在这个过程中垂直整合了供应链。关键在于对中国的依赖的地区，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有增无减。这当然是美国的情况，也是欧洲、新加坡越南构成的东南亚经济体的情况，甚至对北亚的经济也是如此；尽管北亚经济体试图减少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但就进出口中间产品而言，敞口仍然很大。
除了中间产品贸易，尽管他们一直试图减少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转向东南地区，上述三大经济体仍然长期以来持续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在中国建厂。总而言之，中国生产能力被(部分)封锁的时间越长，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负面影响越大，而最终以两种兼具的方式，或者两者必居其一的方式呈现出来：中间产品、在岸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最大的负面影响是越南（如图 约0.75%）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受到的影响较小，部分原因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已经很低；如果我们考虑受中国大陆生产中断的直接打击，北亚付出的代价可能会高些，特别是北亚对东南亚经济体直接投资（FDI）的间接影响
假如深入挖掘，我们发现电子、汽车、机械和纺织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由于这些行业的规模高度依赖中国的要素投入。而对北亚GDP增长的影响可能要小一些，供应链中断的实际经济价值影响最深刻的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因为在中国大陆他们这三个经济体都拥有比较大规模和更一体化的供应链，东南亚以及部分地区依赖中国的要素投入。
2003年，全球8%的制造业出口来自中国，到201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19%(见图表1)。在价值链层面，中国的快速纵向一体化意味着更多的中国中间体被用于过去的全球价值链(见:供应链转型:世界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中国变得更加纵向一体化)。最关键的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出口的中间体（产品）占其它国家出口产品要素投入的比重显著上升，从24%上升到32%(图2)。
请注意，这种转变在本质上是不对称的，因为中国减少了对外国投入的依赖，同时设法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意味着，中国价值链的任何中断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因为世界变得更加依赖中国，而中国在推动价值链垂直整合的过程中，中国的对外依赖性就会减少。
图3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按生产阶段：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未分类，%)，资料来源:Natixis, UNCTAD 注意: 按照广泛经济类别(BEC)的产品标准，未分类的产品主要包括食物和活物。
表1 是富士康复工计划，郑州市推迟但待批准恢复25%；深圳待批准20%；廊坊市延迟并等待准15%；太原市延迟并等待批准10%；太原被推迟并等待批准
通过将中国的出口和进口产品在全球的份额分解，清楚地显示了这种不对称。中国在全球各类商品出口中所占份额要大得多，在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也很大。
考虑到岸上供应链的中断——湖北全面隔离，其他地方有限(例如，富士康2月10日恢复生产，但郑州只有10%的劳动力)，对中国所有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高度依赖意味着，替代中国内地减产产品的能力有限，对于中国市场份额较大的行业来说更是如此。
本报告将尝试使用价值链方法，用来量化供应链中断对宏观经济和行业的影响，并用来量化冠状病毒对宏观经济价值链的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的出口占世界的份额已明显增加,尤其是其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图表3)。我们专注于中间体分析，是因为制成品用于最终消费，而中间体对供应链有更大的影响，而该敞口我们用其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来度量：在图4中，我们通过分析中间产品进口占GDP的比重(灰色部分是制成品进口)来说明这一点。显然，一些中间体既用于国内消费，也用于出口。
如果工厂在一个月内完全恢复，影响将会小得多。在这方面，越南受到的总体影响最大，因为它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和泰国的风险敞口也相当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通过价值链的传导，越南的GDP下降幅度最大，但它来自于一个较高的水平；2019年，越南的GDP超过了7%，因此即使受到供应链的拖累，越南仍将是亚洲增长最快的国家。与此同时，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受到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因为结构性疲弱已导致经济增长缓慢。
此外,尽管对GDP增长的影响对日本是最低的,它是除中国之外，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其受影响的GDP名义价值第二高,仅次于韩国(图6)。这意味着,从全球价值链破坏和名义价值的角度来看，最明显受影响的是韩国和日本公司，其影响转化为外国直接投资股票进入东盟和中国大陆(2015年至今，美元)
不过，根据2005年至今的流动数据，中国内地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仍然很大，超过了东南亚的投资存量。因此，湖北等沿海省份的关闭，以及广东等地区活动的有限减少，直接打击了北亚的生产线。间接地，它们受到东南亚大量投资的影响，这些投资依赖中国的生产要素投入，这又增加了另一个干扰。
第三个原因当然是外来干扰。我们的公司监测显示，北亚地区的公司受外部影响最大，因此受影响最大。产业部门供应链与投资的影响等式不应被忽视接下来，我们就理解了产业部门的影响来自价值链的破坏。为此，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数据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对世界的出口产品数据。
其他领域也一样，如机械零件，汽车零件和纺织品都是高价值行业，且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由于其市场份额(图8)高企，意味着其经济体和公司大部分与这些下游行业通过供应链, 加重了影响，如日本、韩国、台湾和越南当然由于缺乏替代选择。
换句话说，电子、汽车、机械和纺织行业遭受破坏性中断，是受中国价值链破坏影响最大的行业，因为它们具有纯粹的经济价值，而且对中国产能高度依赖。
综上所述，中国供给的不对称纵向一体化意味着，与2003年相比，世界更依赖其中间产品出口，而从世界上购买的投入更少。这意味着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将比以往更大，不仅是在亚洲，在美国和欧洲也是如此。我们估计，越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和泰国的GDP最受中国减产影响。
尽管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影响可能很小——但它的名义价值很大，对日本本已疲弱的增长率也有重大影响。此外，北亚在中国大陆的大量在岸投资意味着，生产中断将直接打击北亚。此外，这些公司在东南亚的投资不断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障碍”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干扰，也会对北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产生负面影响。
深入研究后，我们发现电子、汽车、机械和纺织行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因为这些行业的规模和对中国投入的高度依赖。这直接伤害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北亚企业，以及越南等高度依赖中国电子、纺织和鞋类产品的东南亚经济体。这意味着，虽然北亚对GDP增长的冲击可能小于越南，但供应链中断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实际经济价值的影响更为深远。
